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亲密关系：社交媒体时代的爱情

在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中，“网恋”一词最初为人所熟知，恐怕可以追溯到1998年出版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

主人公在互联网中与一位名叫“轻舞飞扬”的女孩相恋，最终，女孩却因身患绝症不辞而别。这本小说当时引得无数人潸然泪下，爱情也因为互联网这一中介化媒体的出现，被描绘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乌托邦色彩。

当然，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如果我们愿意暂时告别互联网，一路向历史深处追溯，便会发现，这种因“媒介”而带来的浪漫色彩，其实古已有之。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便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书生于祐在宫门外散步，拾落叶一片，上有四句情诗。于祐读罢，触动心弦，别取红叶，回诗两句，置于河上。几年之后，于祐娶妻。一日妻子整理房间时，发现于祐所藏红叶，潸然泪下，随即取出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冥冥之中，“方知红叶是良媒”。

红叶题诗

当然，对于爱情而言，互联网媒介也带来了反乌托邦式的道德恐慌。我们只需要稍微浏览一些有关“网恋”的新闻，便能察觉到这一点。数不清的新闻故事都在重复着大致相似的“欺骗”母题。如果你打开“百度经验”，颇为讽刺的是，网恋者受到如此的告诫：不要投入太多感情；第一次见面时，多叫几个人去；看看对方的身份证。当然，如果我们回溯历史，不同时代的“新媒介”，也都带来了相似的恐慌：在电话刚刚在美国普及时，人们担心它会打破既有的社会秩序，让人们有机会与其他年龄、阶级和种族的人产生“错误的”社会交往；当留声机进入到白人家庭时，人们担心黑人爵士乐会趁虚而入，让种族之间产生“不匹配”的情感甚至是性关系。

在新技术初生之时，这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迷思”总会并置在流行话语之中：圣歌缭绕不断，恐慌无处不在。一而再，再而三，历史一直在“转推”自己。因此，文森特·莫斯可的提醒就显得颇为重要：

“新技术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出现在它们的迷思性阶段，即当它们因为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社区复兴，或者终结贫乏、历史、地理或政治而受到热情欢呼的时候；相反，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

因此如今，当社交媒体已经很难被称为“新”媒体之时，抑或说，当社交媒体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普遍，乃至在我们的内心“消失不见”之时，对于线上恋情的思考，才有机会避免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式的简单论断，从而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视角。全媒派（ID：quanmeipai）获得《新闻与写作》期刊授权，带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学院董晨宇、段采薏的一篇论文，从线上恋情的开始、维系与终结三个视角，来审视与线下恋情相比，“网恋”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文本表演与早期理想化

网恋为什么发生？

爱情心理学的研究者很早便在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爱上怎样的人？虽然在问卷调查中，诚实、幽默、智慧、自信都是被访者经常提到的素质，但实际上，当研究者通过一个略带欺骗性的实验来考察人们的约会行为时，却发现最为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相貌吸引力。相比之下，在互联网中，人与人最初的相遇却更多依赖于文本信息，即使有照片，往往也经过了修饰，因此很难知晓对方的真实样貌。那么，网恋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如果我们聚焦于异性恋群体的话，互联网无疑为异性之间带来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朋友中只有约20%是异性，这与社会规范对异性友谊的偏见与压抑不无关系。然而，早期对于网络新闻组的研究便发现，互联网中的跨性别交往（55.1%）要略多于同性别交往（44.9%）。这一发现也被之后的多项研究所证实，例如，贝姆和莱德贝特对last.fm网站的调查发现，当受访者被要求说出一段线上建立的关系时，跨性别关系比同性别关系被更频繁地提及。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借助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来解释，正如“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就好比是一场假面舞会，在这个舞台上，因为没人知道你是谁，社会规范的效力也就大大降低。一些在现实生活中踟蹰不前的行为，在网络中找到了释放的机会。

互联网让异性之间的相遇与交往都变得更加理所当然，不过，在硬币的另一方面，却也滋生出一个人际关系的新问题，即线索消除（cues filtered-out）导致的交往贫乏。正如我们刚刚说到的，身体的缺席加深了人们之间的不确定性：既然我们在互联网上看不到彼此的声音与容貌，那么，又怎样建立起一段线上恋情呢？

线索匮乏诚然为人们彼此的了解增添了障碍，不过，在网恋这件事上，这个“短板”却也成为了它的优势所在，因为它为关系的双方提供了充分的表演空间与想象空间，增添了一种“梦也何曾到谢桥”的委婉与神秘。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在社交媒体上，由于非语言线索的大量减少，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更主动、便捷、可控地对自身形象进行选择性呈现，完成一种低成本的文本表演——你可以向别人声称自己钟爱肖邦的C小调幻想即兴曲，但却不必拥有一台唱片机。从想象的角度来看，线上交往会使信息接收者更容易产生过度的归因信心。换句话讲，人们会倾向于不自觉地将心中伴侣的理想属性投射到线上交流对象身上，产生“理想化”的想象。当这种表演与想象相互交织，便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融洽与亲密的关系也就更容易被建立起来。沃尔瑟将这种交往模式称为“超个体传播”，即指超越面对面传播、以网络技术为中介的人际沟通。它强调线上沟通通过文本表演和理想化的动态循环，令人们更容易提升亲密感、凝聚感，获得更满意的交往体验。

不过，理想化这枚硬币的反面，同样也隐藏着更加不易觉察的欺骗。如果说相貌吸引力是异性之间产生爱情的一项核心动力，那么，在身体缺席的互联网世界中，用户头像或虚拟化身便多多少少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项关于脸书的研究让参与者面对三个虚构账号，这些账号内容完全相似，仅仅在头像上略作区别：有吸引力的头像、无吸引力的头像、没有头像。研究发现，人们更愿意将那个头像吸引人的账号添加为好友，至于无吸引力的头像，答案是还不如没有头像。

相比现实世界对于自身形象的操控而言，网络空间的操控显然容易得多，因此也被称为“身份的实验室”。仅就头像选择而言，即便用户使用自己的真实照片，也经常会采取一些有趣的“伎俩”，例如从诸多照片中精心挑选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挑选一张几年前的照片凸显自己的年轻，或者通过美化照片来进行自我提升。另一项心理学实验则发现，这种自我提升行为与另外两个变量呈现出相关性：其一是照片本人的“颜值”，也就是说，本身长得不太好看的人，往往更愿意在社交媒体的照片上“动手脚”；其二是性别，具体来讲，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美化自己贴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

线上恋情的机遇与困扰

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恋爱？

每当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聊起线上恋情的问题时，几乎都会听到这样一种答案：社交媒体让异地恋变得更有可能。至少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个稳妥而正确的答案，也获得了很多既有研究的支持。

的确，社交媒体本身的可供性被证实有利于维持线上亲密关系。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发展一段恋情，甚至更加容易提升双方亲密程度。如果我们把恋爱双方的关系发展看作是一种不断降低彼此不确定性的过程，那么，双方之间信任的提升，一定要借助于高强度的自我披露。这样一来，社交媒体的匿名性部分消解了现实社会对于个人的期待和限制，也降低了违背规范的风险，由此，个人更愿意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自我披露，撕下面具交换在线下不愿意袒露的信息。有趣的是，即便这种匿名性的程度客观上是可疑的，很多人仍旧愿意说出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情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微信朋友圈中贴出那些现实生活中略显“矫情”的话了。

其次，由于社交媒体随时随地的可及性和移动性，线上沟通较之线下，有更高频率的互动和互惠，让双方在身体不在场的情况下，得以用持续的信息反馈来弥补实体的缺席。不仅如此，社交媒体还为我们提供了微型协调这样一种社会互动的微观管理方式。例如，在我们已经和恋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但却不得不迟到的时候，亦或是临时想和恋人进行约会的时候，社交媒体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及时更新信息的可能性。

再次，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相识与相处的基础，具体来讲，便是从地缘、亲缘向趣缘转变，这也以更高的效率将志趣相投的人直接集中在一起，如相亲网站、兴趣交友网站等社交平台便是利用这一点，让人们在茫茫人海中更方便地找到“同类”，提高共情和亲密度。亦有研究证明，这种线上的相似性完全可以弥补物理空间的距离，极大程度地拉近二人的距离。由此看来，社交媒体为亲密关系的维系提供了诸多便利，也满足了恋爱关系所需的基本要素，例如亲密度、信任和相似性等。

然而，在硬币的反面，社交媒体也为恋情的维系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威胁。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线上恋情缺乏承诺感和稳定性。在科恩维尔和伦德格伦的一项研究中，很多网络用户都承认虽然线上恋情有趣刺激，却不会对之赋予严肃的承诺感。线上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只是昙花一现，而非细水长流，缺乏一种坚持到底的道德敏感。除此之外，人们也会担心，这种谈情说爱的方式看似亲密，但双方塑造的虚拟化身都难免会有理想化的倾向，也都在极力回避自己的弱点与禁区，这样一来，虽然两个人极力维持和谐、美好的场面，但彼此都很难获得真正满意的亲密情感。

再往深处走，社交媒体上的亲密关系则呈现出鲍曼所提出的“液态化”趋势——恋情越来越像流动的液体，转瞬即逝，飘忽不定，正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图斯所言：“濯足长流，举足复入，已非前水”。在鲍曼看来，网络上的虚拟关系，相较于线下关系，更加灵敏利落，容易上手。随着亲密关系愈发中介化，人们适应了如此这般的恋爱语境，便慢慢对天长地久的爱情传说失去信心，只由瞬时欲望推进着去接触和了解对方，一次又一次在建立中消解，在渴望中退缩。这种亲密关系甜美却短命，频繁却肤浅，任何人都可以掌控全局、随时抽离，却再也无法海枯石烂、一眼万年。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容易成为恋人间监视行为和嫉妒心理的温室，影响恋情的维持。首先，社交媒体就如一个庞大的蛛网，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点，和认识的人紧密相连，这种连接性提供了机会，让人们顺着原点放射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探索、窥视，发现恋人不曾分享的秘密。很多研究都证明这种人际电子监视确实存在：人们通过网络，对自己的现任和前任抽丝剥茧，试图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这种行为和用户的年龄、SNS使用程度等息息相关。其次，在社交媒体上恋爱，也很容易滋生嫉妒的心理。缪斯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增强人的嫉妒心理，在一种模糊不清的信息环境中，人们容易对恋人的忠诚度产生猜忌和怀疑。恋人和其他有魅力的异性在网上的任何互动，无论是点赞或评论，都有可能引发惊涛骇浪的“红眼效应”。并且，这种嫉妒情绪反过来也可能导致更高强度的监视行为，两者互相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引发猜忌，破坏信任，最后侵蚀恋人之间的关系。

如何处理前任的“社交痕迹”

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恋爱终结？

社交媒体不仅让恋人之间的相遇与情感维系发生了许多改变，对于一段恋情的终结来讲，社交媒体的存在往往也会给人平添了许多意外的“烦恼”。201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克·比尔顿讲述了自己离婚的故事，开篇第一句便写道：当我想要删掉那些脸书主页上的照片时，泪水如泉涌般流过我的脸颊。不过，这些泪水却并非因为离别的伤痛，而是因为“遗忘”的艰难。研究者发现似乎也印证了比尔顿的泪水：在分手后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彻底“清除”对方的行为并不罕见，但这一旦成为经常性的行为，便会对分手后的心理恢复造成负面影响。

依靠社交媒体维系的情感关系，也会悄悄把情感的痕迹留在互联网中，这本与社交媒体的储存特性相关。即便你会遗忘彼此交往的瞬间，社交媒体也会帮你记住，也许还会时不时的提醒你，去年今日，你们曾留下某张合影。如果说技术实现了人类记忆的延伸，那么一个措手不及的后果便是，它同样让遗忘变得未曾有过的困难。当然，我们尽可以在结束一段关系后，删除彼此共同的记忆，但这又何曾容易，比尔顿在经过一夜的努力后，悲伤地宣布：对于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而言，这近乎于不可能的任务。毕竟，社交媒体总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我们这段曾经驻留过的关系。你可以删除有关彼此的照片和日志，但如何彻底删除每一条留言？即便我们愿意付出这样巨大的努力，那么，朋友在你们婚礼现场拍摄的照片，发出的祝福，又该如何删除？即便我们倾尽全力，彼此删除好友，到最后，平台“算法”也许还会“不怀好意”地推荐说：你可能对TA感兴趣。同样有学者发现，这种情感痕迹也可能会影响你的下一段恋情：大多数人都会避免与新伴侣谈及自己的旧恋情，不过，这些社交媒体中难以抹去的痕迹，也许会成为你们之间争吵的导火索。

在分手之后，双方的社交媒体主页仍可能持续更新，这又造成了一项新麻烦：如果我们忍不住继续关注这些信息，便可能会受到一些微妙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称作“网络跟踪”，也可以幽默地说它是“通过社交网站，与前任藕断丝连”。那么，到底哪些人更容易在分手后对前任进行这种“网络跟踪”呢？福克斯与德永的研究为我们解答了其中的心理机制。他们首先聚焦于恋爱关系中的两种“依恋”，即焦虑型依恋与逃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关系中，当事人不仅会怀疑自我价值，也会对对方产生不确定感；逃避型依恋关系中，当事人会倾向于不信任对方，从而对亲密关系产生逃避心理。研究发现，焦虑型依恋程度较高的人，以及逃避型依恋程度较低的人，都会对这段关系投入较多感情。而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感情的投入程度越高，分手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网络跟踪”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这里面还需要考虑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人是分手的主动提出者，或分手是两个人协商的结果，网络跟踪的几率相对较低，相反则较高。

那么，这种对前任的网络跟踪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很多研究者都探讨过这一问题，他们得出的答案也比较一致：分手后的网络跟踪不但会让人更难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增加更多的负面情绪，也更难从这段结束的感情中获得个人成长。所以，福克斯与德永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如果你因为“被分手”而感到悲痛，那么就该考虑在社交媒体上和你的前任暂时或彻底说再见。